我们在谈论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是在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论,我觉得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但是按照帕特南的说法,意大利社会的好坏要用历史的观点去看,那么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也很深,比如说“江湖社会”、“蜂窝状社会”、“土围子社会”都是中国的历史,这些对中国的现实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说到底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和习惯。
我们需要培养公民社会,这是前提,是毫无疑问的。我反复强调,这是地方公共性。但是即使我们有公民社会30多年了,这些中间组织或者是民间社会组织他们都在干什么呢?有愿意做好事的,比如说环保;也有打着公益组织旗号谋利的,比如说全国牙防组这样的组织在中国社会特别多。我觉得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不要光看概念,还要看实践中的结果。好的名称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科学简单化的表现。今天我们要根据历史经验反思,形成对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的认识。
除了大众民主是现代的 自由和法治都是古老的传统
主持人:您不止一次提到,民主是一种内生性的价值观念,而我想,前述西式民主之所以能在英美这样的国家生根发芽并且成熟稳定,同它们自身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宗教信仰不无关系。
杨光斌:人类古代文明遗留了三大遗产:民主、法治、官僚制,民主来自于希腊,法治来自于罗马,官僚制来自中国。西方人研究他们的宪政传统的时候,得出来的结论叫“天生的”(born to be)或“与生俱来的”。因为说不清楚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都说不清楚,最后他们只能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与生俱来的”。毫无疑问我们的传统和他们不一样,唯一可以称得上现代性政治的就是政治的人民性,也就是大众平等权。大众基本尊严要得到保护和尊重。这就是现代性。但是现代性政治,无论是民主还是人民性,肯定离不开传统。
今天我们把西方的很多东西——自由、法治、民主,笼而统之地都看成是现代的,其实不然,只有大众民主是现代的,其他都是很古老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反复说,没有法治,任何政体都是坏政体。希腊化的罗马人的最大贡献就是法治文明,今天很多民法上的东西在古罗马就确立下来了,比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中世纪神权政治时期的英国当时被叫做封建社会,研究英国的专家说这是“冒牌的封建社会”,因为它事实上是很平等的,无论是国王、大臣还是一般的草民,心目当中都有神法,不能胡来。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到近代以后,“王在法下,主权在国会”。因此,法治是3000年的历史传统。
现代自由是500年的历史传统,启蒙于文艺复兴,尤其是近代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
大众民主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纪的事。按照自由、民主、法治的关系来说,法治就是最高的。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冲突,最后法院一锤定音小布什赢了,民主党尽管心有不甘,可是仍然接受了这个判决。也就是说,选举政治受制于法治。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宪法政治是第一位的,日常生活的多数决政治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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