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网络表达意见,也是参与民主。因此,我们反对党争,但选举依然是重要的。比如说在一个基层单位和一个村,谁能当村长、当领导大家也最了解。这个东西没有选举、没有选票大概也不行。我们反对搞党争民主,然而中国各个层次民主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多的。我总结政治生活不单单是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选举,还是分层次的。中央到地方分很多的层次,除了纵向的以外还有横向的。
再有,政治也是多功能的,比如说立法、决策等,选举式民主理论家也说,民主不能用于立法和决策,决策和立法只能是政治家的事。而如果在这个领域中没有民主,你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问题,很多部门太有钱,钱怎么来的?我认为是随便立项,搞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各种各样的名目乱花钱,这就是政治功能性的东西,选举民主肯定是没法儿解决的,恰恰也是需要协商民主或者是什么样的民主机制去约束政府部门乱作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多了,原因是什么?如果笼统地说没有民主也可以说得通。因此我们说不搞党争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实生活中不需要民主,恰恰相反还有很多空间层次和功能发扬民主,建设民主制度。
同质化条件是党争民主的重要前提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在您的文章里看到的,您谈民主政治的实现条件时,谈到了社会同质性条件的重要性,在这儿是否可以简要地介绍下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是您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杨光斌:这也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叫“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其实民主本身必须有附条件的,尤其是法治、自由这样的基础性条件。“党争民主”只是一个纵向的维度。而政治生活的维度是多元的,其他维度其实都是民主的条件。因此当我们说民主的时候一定是附条件的,或者可以称为“民主条件说”。
罗伯特·达尔,著名的多元民主理论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一贯强调,如果一个国家既没有历史背景,又没有现实基础或者说基础很脆弱,民主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民主是运行不下去的。这是一个多元民主理论家给我们的忠告。通俗地说就是水土不服。其实罗伯特·达尔谈的就是水土问题,历史背景就是水的来源,现实基础就是成长的土壤。
也就是说,民主本身是附有条件的。我们刚才提到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到现在民主玩儿得还不错,是因为在很大意义上他们是“同质化结构”。
同质化结构中我提出来三个条件:第一是共同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概念“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原意是一族一国,英格兰人就是英格兰,法兰西人就是法兰西。如果民主不是在共同的民族内玩儿,民主就会玩砸。比如说台湾,最初我认为它玩得还可以,但今天看来,因为有族群主义,比如说蓝营绿营之争,有族群冲突,导致他们的民主出现了很多问题。十年前我认为香港玩民主应该也不错,但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因为有港独,而且最要命的是,香港社会正在台湾化,即社会分裂,看看今天的立法机构的分裂就知道了,港府什么事都办不成。进而,如果有人认同中国,有人认同英国,有人认同香港,这种民主的玩法是很危险的。
第二是共同的政治信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玩民主,是因为他各个党都只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左中右而已。比如说英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东西。相反没有政治上共同信仰的时候,比如魏玛共和国,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冒失的一次实验,政治派别、政治纷争很对立很激烈,结果按照英国的模式搞魏玛共和国,搞出了一个希特勒。因此保守主义者卡尔·施米特批判马克斯·韦伯等自由主义者说,不要幼稚了,虽然英联邦有那么多人,但是谁在玩儿民主?只有英格兰人自己玩儿,没有印度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施米特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政治信仰非常重要。所以要求政治信仰基本一致,因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多元于一体,没有一体而只有多元,这个结果是可以想像的,很可怕。我在想,如果中国搞民主,按照目前左右没有共识的情况不太可能。左右一交集,只有一种方式——身体接触,这个就太可怕了。
第三,我称之为“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过去西方民主教科书上也说,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是稳定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南美诸国是这样,泰国和中国也是这样的,城市、农村很明显,两极对立的社会,民主是人头说话。在这个条件下,如果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那么怎么解释泰国的中产阶级变成了反民主的力量?民主党最后提出了一个很反动的计划——政治改革,议员70%由国王和军队任命,只有30%靠选举。
简要言之,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国家经验,民主的同质化条件,第一是共同的国家认同,第二是相同的政治信仰,第三是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过去别人老是问我们为什么不搞竞争性选举,回答说国情,这种说法就太没有力量啦,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升到理论上、概念上、体系上去说,这才有说服力。
中国古代社会自治最大只到了县一级
主持人:前面您讲了很多西式民主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在后发的国家,比方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民主或者是落实完善民主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可尝试的突破口,比如发展公民社会抑或壮大中产阶级?但您前边又说到,中产阶级也有可能成为反民主的力量,对此,我还不是很理解。
杨光斌:公民社会、社会自治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提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当然公民社会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概念,但是社会自治就是中国很古老和原生态的民主形式了。刚才说的两个人都提到过,一个是黄宗羲,一个是魏源。这种民主就叫社会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自治,再聪明能干的政府都管不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怎么赚钱怎么花钱。因此要有民间组织和社会自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社会自治是地方的,孔飞力说过,中国的社会自治只到县一级的范围,但是超过县人们便不再合作了。这个话我印象很深,我在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过去的自治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而中国的家族最大只到县一级。这是中国的社会自治,自治扩大到县就不再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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