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读书论坛2023级研究生第九期
2024.5.23
第九期论坛①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主讲人:鲍姣姣
主持人:梁淑怡
评议人:鲁自玲
参与者:张腾腾、田茂金、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参考书目:《空间的生产》
梁淑怡:
欢迎大家参加2023级第九期知行读书论坛,本次论坛由两位主讲人阅读部分书籍之后围绕空间主题进行相关分享,首先先由鲍姣姣同学主讲!
鲍姣姣: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一、空间是什么、生产是什么、空间的生产又是什么?
空间是什么:列斐伏尔在书中的开头梳理了各学界关于空间的不同概念,(几何学概念中空的区域、哲学层面上主观精神的事物)然后才展开自己对于空间概念的理解,即: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容器和场所的传统观点:空间并不是由物的集合或数据的累积所构成,也不由像塞满东西的袋子那样的包装物所构成。)列斐伏尔使用几个推论来论证“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个论题。例如,物质性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即作为社会过程起源的自然正在遭受人类的破坏性入侵,各种社会体系的生产力把自然作为构筑他们特有的各种空间的原材料,因此,自然空间在不久的将来将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每一个社会都生产出一个他自身的空间。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以及各种生产关系。古代和现代城市分别有其自身的空间实践,构筑适宜的空间。而东西方也由于生产关系的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空间。
生产是什么:列斐伏尔主要从马恩对“生产”的论述中来解释此概念。“生产”有双重含义,广义上的“生产”是指我们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生活、意识、世界(无论是具象世界还是抽象世界)都是生产出来的,生产对人类来说无所不包。狭义的“生产”,一般指谁在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什么的问题,类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了。列斐伏尔认为“生产”首先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即被生产出来的物体)的活动所构成的,要涉及极为多样的产品内容和形式,甚至那些没有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形式(逻辑形式)也可以被纳入生产。
空间的生产又是什么:在明确何谓“生产”后,列斐伏尔进一步解释了“空间的生产”。他首先指出“空间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物以及这些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空间的形成是一系列运转过程的结果,不能将其归结为某个简单的物的秩次。列斐伏尔认为,对社会空间的生产性理解可以概括为五个要点:1、发挥着生产力的角色。2、作为单一特征的产品而出现。3、将自己展现为政治上的工具。4、巩固了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5、社会空间相当于一整套制度方面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依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社会空间不单纯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产品,这种空间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它不但容纳了生产出的具体事物,更包含了蕴藏其中的关系。
二、空间的三个层次(三元空间辩证法)
为了阐明空间生产的知识,列斐伏尔提出了三种空间概念: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空间实践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遭遇和使用的物理空间。它是具体的、实际的、与生活经验直接相关的。空间实践主要涉及空间的物理和功能性质,它是我们日常实践中直接体验到的。这可以理解为我们走路、工作、生活和互动的实际空间,包括街道、建筑、家园等。空间表象是关于空间的思想、概念和规划,它往往是由技术人员、城市规划师、社会精英等人构想和定义的。这种空间包括地图、图纸、规划和其他代表物理空间的抽象表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表象往往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因为它决定了如何组织和使用实际空间,并对日常生活施加控制。表象空间是感知的空间和概念的空间的结合。它与个体的感知、情感、想象和记忆密切相关。这种空间是多维的,包含实体的物理元素和抽象的意识形态元素,以及与这些元素相关的个人和集体经验。通过这三种空间概念,列斐伏尔试图揭示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或地理的实体,而是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中不断被生产、再生产和塑造的。他强调了空间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并提醒我们要关注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维度。
三、空间的历史(四个阶段)
如果说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那这个生产就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即空间生产的历史。这是列斐伏尔分析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第四层含义。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具有着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这种转变来自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不能不在空间中留下它们的印迹,并且不可能不引起空间的革命。既然假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空间,所以,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外一种方式就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
绝对空间:自然,主要是基于自然位置和自然属性而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自然空间。(自然属性和独特性中伴随着神秘性。神圣空间:城邦、暴君与神圣国王,古埃及及王朝)
历史空间:以政治国家为代表的历史空间,历史的力量摧毁自然性,它是政治力量所占据和塑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空间的生产者、管理者、组织者归属于不同的阶层。
抽象空间: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为代表的抽象空间,抽象空间是被资本主义所支配的空间(矛盾空间:当代资本主义众多社会空间的矛盾性(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性意义的对立))
差异化空间:与同质化空间相对立,是以现实生活体验和感受为基础的空间
讨论:列斐伏尔在书中提到“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也充当了思想与行动的工具,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结合福柯的思想,大家如何理解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容器,而且是权力和知识的工具和载体?
评议:
鲁自玲: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也频繁的空间这一概念。
不过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提空间经常是和时间放在一起论述的。由此引出,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脱域”。“脱域”是现代性动力产生的三种主要动力之一(其他两种主要是时间—空间的分离,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所谓“脱域”就是指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举例子来说,以互联网为例,随着互联网的告诉发展,每个人都可以穿越空间获取另外信息,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地域,但是他们的认知可能跟这片地域的人差异很大,却会跟远在天边的人的认知一致。这就是脱域。
脱域也分为两大机制,一是“象征标志”,二是“专家系统”,这两者都依赖于信任。象征标志主要指的是一种媒介,通过它能够相互交流,传递信息,且不受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的限制。书中主要拿货币符号进行举例论述。专家系统主要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
那么脱域是如何产生的呢?
脱域是由时空分离所造成的“虚化”和“缺场”引起的,社会关系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剥离出来”,从而能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脱域”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对于空间方面问题论述的一个补充。
自由讨论:
赵珂:
我有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在看布迪厄的书,听到鲍姣姣关于空间是什么的介绍,讲到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社会都生产出一个他自身的空间,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然后我想到布迪厄对于场域的介绍,他讲到场域也有自己的特定的逻辑和规则,都讲到了关系、结构和权力,我感觉两者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挺相似的,想大家讨论一下空间喝场域的联系与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鲍姣姣分享的内容中讲到空间的三个层次,然后讲到表象空间,我看到有学者也翻译成表征空间,空间的三个层次该如何理解?
田茂金:
刚刚主讲人分享的第二点——空间的三个层次——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我听了之后有点疑惑,为什么说它们是三个层次而不是三个类型?
鲍姣姣:
空间实践对应的是感知的空间,空间表象对应的是构想的空间,而表象空间对应的是我们亲历的空间。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空间既是感知的空间,同时又是构想的空间和亲历的空间,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个维度。这三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不能把这三者理解为谁产生谁,谁先谁后的关系。
田茂金:
联想到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他给场域的定义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分化的社会里,社会活动空间,也就是场域,可以划分为很多不同种类的场域,同时,场域还会存在大小之分。所以,从场域这个角度来讲,根据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就要考虑场域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场域中的行动者处在不同的位置之上,利用自身握有的资本和依靠自身惯习来进行社会活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表象的影响因素(比如文化、经济等)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行动者本身,而是通过场域这个中介者来影响行动者的实践,因此,必须要分析某个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相对位置;要搞清楚场域中行动者所处的位置、掌握的资本、以及此阶层行动者应该具有的惯习。
类比三元空间理论,布迪厄也把文化资本归纳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包括: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学校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等,对应表象空间;第二种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说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影碟、唱片等数字文化产品,对应的是空间实践;第三种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考试通过之后获得的证书,毕业之后拿到的毕业证,这些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都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对应空间表象。
《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基本一个哲学观点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的导向。简单来说,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代码,比如中国古代就秉持着三纲五常,这就是儒家定下来的文化代码。这样的文化代码自然就规范着这个文化内的人们的行为,控制了人们的话语、知觉、价值、实践、阶级等等。
福柯通过他对知识进行考古,大发现了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不同于前面一阶段的知识型。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时期,再到现代时期,这三个阶段就有三种知识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知识型就认为人与万物是相似的关系,事物与事物之间根据相似性联系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类比思想,比如看到菊花会想到葬礼。
到了古典时期,知识型发生了改变,这时的人们认为语言秩序应该为世界的事物赋予明确的特征。然后就出现了分类学,将每个事物都分配到其精确的位置。简单来说就是客观事物只能以符合我们认知形式的方式来被我们认识到,这样就确立了人的认识的可能性。
而19世纪以后,知识型又发生了转变,这时知识型的特征是以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一时期发展出的学科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心理学研究心理人,社会学以研究社会人为对象,知识成为了人的自我表象,所以到了现代,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成为了知识的王者,从而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
但是到了当代,19世纪这样的知识型又被发现为:人类的语言其实具有任意性,人类的行为具有无意识性,因此作为知识的主体、知识的对象的人就被解构了,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背后,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语言只是在具体使用场景(空间)中所具有的意义。
王岚:
我觉得无论是列斐伏尔、福柯还是吉登斯这些大家,他们的观点中多少有一点马克思关于空间的看法。我们这里讨论的空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生产活动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后来讨论的一些观点。在这里要注意研究的视角,我们并不讨论那种几何物理空间或者精神空间。
刚刚师兄讲了福柯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的导向。其实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那么我觉得这里的环境也就包括了时代的主流话语导向,或者说主流的话语导向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赵珂:
列斐伏尔提到的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我觉得也可以联系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这两本书,其实福柯也提到类似的一句话是空间是权力运作的中心,即是规训的载体,也是规训的手段,我觉得两者还是很相似的。福柯他所研究的是特定位置关系中分析知识与权力的作用,这种位置和关系也相当于是一种空间,比如医院、学校和监狱,在医院中,通过医学知识讲病人身体进行构型,控制病人身体,比如病人通过去描述自己的症状,医生去判断病人患了什么病。在监狱这个空间中,福柯就是首先研究了惩罚的历史,从早期对与肉体的惩罚到现代的监狱,监狱的作用正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中心瞭望塔的结构,使现代社会的监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第九期论坛② 流动性空间内的社会化形式
主讲人:田茂金
主持人:梁淑怡
评议人:杜楠楠
参与者:张腾腾、田茂金、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梁淑怡:
欢迎大家继续参加2023级第九期知行读书论坛,接下来由田茂金师兄主讲!
田茂金:
流动性空间内的社会化形式
在某种程度上,以前所有社会学问题的思考是回到静态的空间结构:边界、距离、确定的位置和临近性,这些可以是分析空间结构所要考虑的因素,它们在这个空间中被分离。这种被分离的情况对于人们由此地移动到彼地的可能性增加了影响。
人类通常以流动性来获得生存空间。流动有很多种形式,旅行、迁居、往返于生活与工作之中,这些都是在流动,以同样的方式,在狭义上地域的变化,即移民的相互影响,带来了无数特殊的结果。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与空间上定居的人群相比,在流动人群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化形式?
1.男性专制主义:就游牧民而言,游牧是父权制形成的重要空间。对狩猎为生的人群而言,哪里有维持生活的资源,他们就去哪里,因而他们相互分散到处漫游,男性由于生理上的优势,丈夫在狩猎中比妻子更有能力,从而对妻子拥有一种较大的权力。在现存的游牧部落中,放牧基本取代了狩猎,但放牧仍然是男性的主要工作。在游牧民中,从最基本的获取食物开始,扩展到其他最重要的事情,都具有男性化的倾向,男性专制主义就在此背景下得到发展。
2.专制主义:游牧民既是劫掠者又是被劫掠者,他们财产跟着流动,使得日常生活变得如此不安定、没有根基,以至于抵抗力变弱,把分散的人联合起来肯定不如将定居在自己故乡的人联合起来那么强大,但是有固定土地的农民,他们的财产的受危害性没有那么大,而专制的集权思想通常因为军事目的而产生,爱冒险的游牧民族的好斗本性与军事目的相通,所以游牧民族比有土地的农民更倾向于专制思想。但是,游牧民族一般缺乏严密的和周定的组织,这种组织是构成军事专制手段的一部分。每个复杂而包容性强的组织都是以劳动分工为前提的,而由于广泛的分散状态和单个游牧家庭的相互独户使得他们不大倾向于这种组织,可以说他们是相同且单调的元素的机械地组合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游牧民族的专制发展构成障碍。
3.团结与分离的矛盾: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扩展空间的冲动与收缩空间的需求有时同时存在。一方面出于食物的需要,由于游牧空间内食物有限,所以牧民需要分散开来,以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更多的食物;另一方面,由于太过分散,所以每个个体或者单个家庭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这时牧民也欲求团结。这构成一对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商人中也表现明显,商人出于逐利,所以同类商人会彼此划分经营空间,最简单的,我们可以观察学校的食堂,同一个食堂的同一个楼层,大概率不会出现两家卖麻辣烫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资本因素,同类商人会锚定特定的经营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进行竞争。在另一类商人中,我们称为跑江湖的商人,他们到全国各地参加所谓的“庙会”,在他们巡回的过程中是抱作一团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产主义色彩。
因为漫游本身会促使个性化和孤立,所以漫游的人有相互依赖的需要,它使人们趋于一种凝聚力,又保持各自的差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出门在外的人喜欢认老乡。
漫游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有三个影响因素:与熟悉环境的分离;短暂印象与共同相遇;再一次紧迫而明确的处离意识。
身处异乡,在认老乡的过程中,会比对其他人更容易自我表露,自我表露的相关程度取决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一般而言,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一方面,老乡们表现出由于当前的无根状态而互相接近;另一方面,人们不知不觉变得不安。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再压制他们被激发起来的亲密或自我表白。
而在限定的空间内短暂的相处过程中,如果人们相遇几个小时就要永远分开,那么人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匿名化的,也就不会有什么责任感,所以在旅行过程中的相遇,会使部分人变得异常自信,侃侃而谈,大胆地自我表露,并且有时会出现恶化并失控的局面,在心理学上有个效应叫糟糕的环境引发恶劣的行为,当景区内干净整洁,人们会自觉寻找垃圾桶,当景区遍地狼藉的时候,即使垃圾桶近在眼前,也会称为一种摆设。而在长期的社会关系内,很多人出于各自顾虑,所奉承的是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宁愿跟陌生网友倾心,也不愿意跟最亲密的人表白。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化的特点取决于其成员相互见面与交流是否频繁。通常,似乎是人们之问联系越是紧密,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定居者获益越大。因为这意味着:基本上定居的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以至于他们在拥有定居所带来的好处外,还能得到流动带来的好处,而那些无家可归者、基本上流动的人在同样情况下无法获得定居的好处。
评议:
杜楠楠:
我对师兄的总结进行一个评议。
他主要探讨了社会化与空间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以前的社会学倾向于关注静态的空间结构,如边界、距离和确定的位置,而流动性则是人类获得生存空间的一种方式,包括旅行、迁居和往返于生活与工作之中。接着,他考察与空间上定居的人群相比,在流动人群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化形式,主要以游牧民族为例。在游牧民族中,男性专制主义倾向之所以更为明显,是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和财产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同时,游牧民族也面临着团结与分离的矛盾,因为他们既需要分散以获得更多食物,又需要团结以抵御风险。在现代商人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矛盾,他们既划分经营空间以逐利,又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团结和相互依赖。之后师兄分析了人们在漫游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受到与熟悉环境的分离、短暂印象与共同相遇、以及紧迫而明确的处离意识的影响。总之,师兄将流动性和空间结构与人类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揭示了流动性如何塑造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思考。
我对空间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补充。齐美尔描述的空间社会学里,他提到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空间的填充。这意味着空间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也着重研究社会空间及文化空间,反映人们的观念、价值观和信仰。空间是分割为一些块块的,它们被视为一些统一体,被一些边界所围绕着,这些边界可以是大自然的边界,比如高山河流海洋荒野,也可以是政治的边界,比如土地产权。在政治边界中,空间通过对土地的划分,使当中的居民以及居民与局外人的关系具有各自的色彩,比如山区居民就会把思想与土地融为一体。空间使社会形态的内容得以固定化,空间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局限在唯一性上,所以地产就适用于抵押担保。
自由讨论:
赵珂:
我感觉师兄提到比如说流动的人、老乡等社会形式,很像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或者是异乡人的概念,齐美尔讲到的陌生人也是说脱离于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与固定在一点地域空间点上这两个界定的统一。齐美尔也谈到比如像边界和距离,他把价值与距离联系起来去论述货币,齐美尔认为事物的价值就存在于相对距离之中,太远和太近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货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够弥补这种距离,又造成了一定的异化。
梁淑怡:
我觉得师兄刚才提到的糟糕的环境引发恶劣的行为类似于破窗效应,破窗效应也是指当一个小的破坏不制止,会给其他人形成一种暗示认为这种破坏不会带来惩罚,因此会有更多的人继续这个破坏。
张腾腾:
主讲人提到游牧民族流动的空间形式会为父权制造空间,带来男性专制主义,男性具有较大的权力也包括对女性的控制的权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现代社会已经从一个稳定的乡土社会变成一个流动的社会,也是处于流动的空间形式,在这一条件下,女性随着从乡土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女性的权力是在增大的,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话语其实是在缩小。
梁淑怡:
我有一个问题,之前在马克思的书中提到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家庭将消失,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王岚:
我认为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就不存在家庭这个概念了,只是说家庭换了一种形式或者是家庭的职能发生了改变。马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为了保护财产或者说私有财产,那么家庭这种结合体也是为了这样一种目的存在。早在人类社会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家庭这种形式存在,而是以氏族、部落代替管理财产(食物),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变得丰富起来,也就产生了家庭这样一种形式。那么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极大丰富,私有财产消失,家庭保护私有财产这一功能将会消失,但会产生其他的功能是除家庭之外无法替代的。
关于女性的解放,我认为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就要求需要把一部分家庭的职能转化为公共职能,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鲁自玲:
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也提到了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她对于女性参加工作,劳动获取解放表达了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她承认“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女性的具体自由”。使女性和世界之间,不再需要男性中介,作为生产者,获得主体性。另一方面,她又以阶级压迫否定工作对女性的意义,参加工作劳动既没有使她们免除繁重的家务,也她们更受资产阶级压迫,使得女性甚至更愿意回到家庭中。
丁蓓蕾:
从列斐伏尔的观点来看,他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既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那么在师兄演讲的流动性空间内的社会化形式中出现的团结和分离,我可以认为这种团结和分离是空间精神属性的体现吗?
田茂金:
生活中的各种组织、协会和团体等,成员都是基于基本的共识而聚集在一起。以宗教为例,只有当许多人共同持有某种信仰得时候,这种信仰才能发挥作用,但是个体很难长久地维持信仰,所以个体需要与他人联结,最好是联结成群,最普遍的联结方式就是聚会,要聚会就必然需要有物质性的场所,当然线上的网络聚会,我不能准确定义其是否是物质性的空间,但是要想通过网络聚会,也必须要倚靠一定的实体工具。
在聚会中让个体能够感受到他生活在其中并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并不是完全外在于我们之外的,它也是与我们个体内在的意识融会贯通的,一个人信服他的神,他会觉得神与他同在,他就更加自信、更加意气昂扬地面对世界、面对生活、面对困难。这种力量的作用形式在集体生活中表现更加明显,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宗教的团体都会定期举行聚会,在各种聚会活动种,成员的共同信仰被重新唤起并且得到了加强。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上述的团结和分离是基于空间的物质性的基础,以达到精神的融汇或离散的效果。
单影: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师兄最后说相比于流动的人,定居的人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现在全球化、城镇化这种都是涉及到人员的流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外出去工作,异地上学,都可以理解为空间里人员的流动,我感觉因为这个人员的空间流动反而是促进了比如说经济啊文化啊各方面的发展,它的好处也挺多的。
田茂金:
刚刚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和那些无家可归者,基本上完全流动的人相比的话,定居者在现代会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他既有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出于现代基建设施的发达,交通非常便利,远在千里之外的目的地也可以朝发夕至,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城市,人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当地获得一些好处,还可以马上到另外一个地方,通过流动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获益。而无家可归的人、漂泊不定的人——这也是对比的限定条件——享受不到根据地的好处。
梁淑怡:
师兄所提及的有固定的住所,但也会在外漂泊的这类人我觉得很符合随迁老人的特征。因为随迁老人就是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固定住所,但是也会随子女居住在城市,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中他们也会获得一些好处,比如得到好的医疗环境还有新的社交圈。
张腾腾:
随迁老人他不是属于无家可归者,他们不处于无根的状态,他们的根在农村,在流通的过程中他们从乡土社会走向了理性化的大都市,从表面来看他们生活条件提高了,享受的医疗卫生、休闲娱乐条件更好了,但是实际上对这种随迁老人来说是一种痛苦,这种流动侧面来说又让他们处于无根的状态。在这一流动下,他们没有享受到城市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无法融入其中,他们也没有享受到在有根的条件下应当享受的便利与好处。
刘娜
在之前的一次进村访谈中,有谈及到老年人随儿女进城的问题,。在很多老年人的心中,他们其实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子的,一方面对于新环境的陌生,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城市的环境,医疗以及各种设施都要好于农村,但是他们到城里之后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融入进去。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在老年人群中,青年外出工作的群体,也深有体会,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到城市中生活,另一方面又对家乡故土的依恋与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漂泊感。
梁淑怡:
最后,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见解,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本次的知行读书会论坛就圆满结束了!
知行读书论坛2023级研究生第八期
2024.4.17
主讲人:杜楠楠
主持人:鲁自玲
评议人:赵珂
参与者: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参考书目:《实践感》、《实践与反思》、《继承人》、《再生产》、《国家精英》、《男性统治》、《世界的苦难》
鲁自玲:
下面我们开始知行读书会2023级第八期读书论坛,本次论坛由杜楠楠同学阅读布迪厄的部分书籍后,所总结的布迪厄的思想概论和她看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为题,进行讨论交流,大家掌声欢迎!
杜楠楠:
布迪厄的思想概况及思考
我对布迪厄的思想进行一个小小总结,包括实践、教育、性别、世界的苦难等,并就某些观点与各位成员进行讨论。
一、实践
布迪厄在《实践感》一书中提出了“实践”“惯习”与“实践感”三个概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实践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简单重复,而是基于特定社会结构和场域的系统性活动。惯习是实践的基础,它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倾向。实践感是指个体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实践逻辑的感知和认同,是对实践的理解和参与的体验。
我简化一下,实践其实就是指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行动和活动,不仅包括个体的行动,还包括与他人的互动、文化传承等方面。惯习则是在这些实践中形成的稳定的行为模式或习惯。实践感是就指个体对实践的理解和参与的体验。
举例来说,当一个新的学弟加入我们读书会时,他会参与各种学习工作实践,比如团建、集体运动、读书汇报等。这些活动构成了实践。而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习惯,比如每天早上准时集体阅读、与我们协作运动、保持工作积极性等。这些习惯就是惯习的体现。同时,在参与读书会的过程中,他逐渐理解了经典阅读的重要性,认同了读书会的价值,体会到了与我们一起阅读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这种对活动的理解、认同和体验就是实践感的体现。
布迪厄接着指出“实践不仅仅是行为的表现,它在社会再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实践是如何进行再生产呢?我们知道布迪厄提出了很多“再生产”,比如教育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等等,我认为这里的实践再生产其实是对布迪厄所有的再生产进行的一个总结,因为无论是教育还是别的方面的再生产,都是实践。通过实践,教育系统、文化价值和权力关系得到复制和强化,就实现了实践的再生产。
小讨论:怎么理解实践在再生产中起的作用呢?
二、教育与不平等
布迪厄的《继承人》、《再生产》和《国家精英》三部著作都探讨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以及个体在其中的定位和作用,其中教育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继承人》中,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概念,强调家庭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场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成功往往在家庭背景中就开始形成,并通过教育等途径得以再生产。但由于不同家庭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因此个体接受的教育很大程度被其所处的阶层所限制,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得以延续,并影响到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
在《再生产》中,布迪厄进一步阐述了《继承人》中的观点,认为教育系统不仅仅是知识传递的场所,更是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场所。通过教育,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获得了不同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影响了他们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
在《国家精英》中,布迪厄继续探讨并揭示了教育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精英阶层通过控制教育体系,确保他们的子女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维持其社会地位。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使得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学术上更有优势,而且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这种精英教育体系还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它限制了其他社会阶层子女的上升机会。
综上所述,布迪厄的《继承人》、《再生产》和《国家精英》三部著作共同探讨了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关键机制之一。
小讨论:布迪厄提出了这样一句话——权利关系不仅源于教育行动,而且来自于对教育行动客观真相的不知。这句话大家如何理解?
三、性别问题
在布迪厄的著作中,他总容易提出“性别”有关的问题,甚至专门出了一本《男性统治》来探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他认为,男性统治不仅仅是基于生理差异,更重要的是基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构建,即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是通过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制度安排和社会习惯所建立起来的。
在场域理论方面,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是在多个相互竞争的场域中展开的,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和规则。性别不平等是在这些不同的场域中通过符号资本的积累和转换来实现的。例如,在教育场域中,男性可能因为特定的文化资本(如父辈的职业、教育背景等)而获得优势,而女性则可能因为性别化的习性和社会化过程而面临障碍。
在惯习理论方面,惯习可能表现为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这些印象限制了女性和男性的行为选择和社会期望。例如,在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下,男性在经济领域中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这使得他们能够维持其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女性往往被排斥在决策权和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之外,这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的加剧。
在资本理论方面,布迪厄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女性往往在经济和文化资本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机会。文化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教育资本,往往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使得女性难以进入传统由男性主导的领域。
总之,在阅读《男性统治》前我一直认为布迪厄可能有一点歧视女性的倾向,但是之后我发现他是在揭示这种性别的不平等从而来宣扬平等。但是他的确只是“揭示”而已,我没有看见“如何做”相关方面的内容,就不怪乎读者在读到部分内容时产生某些性别歧视的错觉。
小讨论: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相关的理论,吉登斯提出了“脱域”相关的理论,那么二者有什么联系呢?女性是否可以通过“脱域”提高自己的地位。
四、世界的苦难
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苦难及其根源,探讨了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在各种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作用下经历苦难。
首先,布迪厄指出,苦难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状态的反映,更是社会结构和制度性不公的产物。苦难源于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尤其是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分配不均。贫困和社会底层的人群往往承受着最大的苦难,因为他们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源和机会。
其次,布迪厄深入分析了文化资本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文化资本包括教育、艺术、语言等文化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他指出,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的差异,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和苦难。那些没有足够文化资本的个体,往往在教育和工作机会上受到限制,难以摆脱贫困和不利的社会地位。
此外,布迪厄还关注了国家在苦难产生中的角色。他认为,国家不仅是苦难的来源,也具有缓解和消除苦难的潜力。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国家往往放弃了其社会义务,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和不平等的加剧。因此,布迪厄呼吁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强调国家应该承担起保障公民福祉的责任。
布迪厄所描述的苦难涵盖了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事业挫折和社会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加剧。例如,尽管布迪厄描述的工厂工作时间是八小时制,但如今许多工人可能需要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此外,失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学毕业生。如今,许多本科生面临着就业困难,无法找到符合自己期望的工作。与此同时,工厂招聘的标准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工厂要求员工具备本科以上学历。这导致了教育背景的贬值,甚至可能让一些硕士研究生难以找到与其学历相符的工作,只能接受与本科生相似的职位。
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演变,同时也凸显了教育和就业市场的挑战。单凭个人力量难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进步。既然改变不了社会,那就先改变自己吧,加油吧各位!
小讨论:象征暴力的支配与韦伯的支配有什么区别?
评议:
赵珂:
杜楠楠同学从实践、教育、性别、世界的苦难四个关键词进行总结,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布迪厄,她在讲的过程中,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带给我们讨论,也是一个很好的论坛形式。具体来说,她举了生活中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实践、惯习和实践感;在对教育与不平等的介绍中,发现教育与不平等现象也可以很好的用来联系一些当今社会现象,包括小镇做题家以及寒门难出贵子;从场域、惯习和资本理论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现象也很有解释力;介绍了当今世界的苦难存在于各个方面以及国家的角色。
然而,由于我还未深入的读布迪厄的书籍,只在介绍性的书籍浅显的了解一下,就主讲人所讲的内容与主讲人和大家一起讨论,一是在实践、惯习和实践感三者关系密切,那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二是如何理解惯习和习惯的差异?
自由讨论:
鲁自玲:
我有个问题,象征暴力指的是什么?
鲍姣姣:
我在读《男性统治》的时候见到布迪厄提出的象征暴力概念。首先,这种暴力并不是一种作用在身体上的直接暴力,而是以一种更隐秘、温和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对被统治者产生持久影响,因为这种方式更“温柔”,所以被统治者会更易接受,进而认可统治,达成“统治的归并”。在学业上,女性在进入高校时,会无意识的倾向于选择向哲学、文学这样的文科专业;在职业上,那些拥有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职位也往往被分给男性,认为女性被认为更适合像幼师、护士这样的职业。还有,这种象征暴力并不仅仅只存在于男女两性的关系中,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正如他在《再生产》《继承者》《国家精英》里关注的教育领域中: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各阶级的教育资源也面临着不平等。那些精英阶层的孩子进入高校的机会更大,并且其专业也大多偏向数学、物理学这种较难的专业,而那些工人阶级和农民就算能进入高校,但其中能获得学术成就的人却很少。这种表面上的机会平等,可能会使这些“差生”产生是因为自身智力不如天赋异禀的“优等生”的挫败感,这也是象征暴力的体现。
梁淑怡:
象征暴力在教育体系中被布迪厄频繁提及,布迪厄在他在书中提到过“告密者”,“告密者”一般是指那些班级中的班长或其他有一定职务的学生向老师告发其他学生的“错误行为”,而那些被告密者最后一般都要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和指责,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告密者也在无形的遭受着象征暴力。
杜楠楠:
象征暴力其实是生活中对某个人形成的很自然的、习以为常的看法,就是一种通过社会共识和习惯来维持的权利关系,并没有存在明显的物理上的对某个人的支配,只是潜在的社会共识上对一个人的暴力。比如说女性被认为就应该去选择文科专业,但其实上这就是一种象征暴力,类似于今天的PUA。
单影:
我的理解是象征暴力中的暴力区别于武力的那种暴力,因为权力的使用不仅仅是要靠武力来解决的,还需要一种合法化的机制来取得人们的认同,这也就是一种暴力。比如中国古代谋权篡位者使用武力取得皇位还不够,他往往还需要将其合理化,说自己是顺天意而为之类的。
丁蓓蕾:
象征暴力它并非是指一种直接的物理暴力形式,它具有的隐蔽性,并且他的这种暴力形式也不太容易被识别。就比如,在公司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级领导可能会根据工作的需要,也可能是出于义务的要求下属对工作和上级领导派出的工作负责,职场中的领导可能滥用其权力地位,对员工进行不公正的对待或压迫。他们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威胁、恐吓或操纵员工,以满足自己的私利或维护自己的地位。这种就是象征性暴力。还要就是,在旧社会,大部分人都存在对女性的歧视,认为女性是一种弱势群体,这种刻板印象使她们在职业、家庭多个领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限制。这种伤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深深地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行为选择。这种暴力形式不易被识别和反抗,因此它在某一个时期却也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
鲁自玲:
好的,下面主讲人和评议人提出的问题,我们展开讨论,那么第一个讨论是在实践、惯习和实践感三者关系密切,那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如何理解惯习和习惯的差异?
杜楠楠:
我认为惯习和习惯其实没有多大差异,惯习其实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的总和。至于实践和实践感,我有举例,就是我们的某个有意义的行动就构成了实践,但是我对我们这个行动所做的理解,它就是实践感,就是对实践的感受,就是时间感。比如说我们参加读书会,读书会是我们做的有目的的行动,这是一个实践,我不断的在里面集体阅读,这就成了惯习,那我感觉我进步了,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实践的感受,就是实践感。所以说他们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密切。
王岚:
我认为习惯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状态;实践感更多是一种主观抽象。
鲁自玲:
第二个讨论,如何理解实践在再生产中起的作用?
杜楠楠:
我认为布迪厄提出的许多“再生产”,比如教育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等等,都属于一种实践上的再生产,因为无论是教育还是别的方面的再生产,都是实践,实践就是对再生产所做出的总结。通过实践,教育系统、文化价值和权力关系得到复制和强化,就实现了实践的再生产。
鲁自玲:
第三个讨论,权利关系不仅源于教育行动,而且来自于对教育行动客观真相的不知。这句话大家如何理解?
赵珂:
我首先解释下什么是教育行动,布迪厄说现代社会最能体现符号暴力的运作过程就是各种教育行动,主要有三种形式,传播式教育、家庭教育和制度化教育,这三种形式的共同特点可以总结为无形之中,言传身教,早已习惯,比如说在家庭教育中,主要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布迪厄说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关系总是隐蔽在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会为一种合法化的机制所保证,比如制度化教育的合法性机制就是学校,这些教育行动实际上是强加一种文化任意性,这种强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误以为事实就是这样, 人们不会去怀疑教育行动的各种不合理性,权力关系就隐匿于其中,不被人们发现。我觉得这就可以解释权利关系不仅源于教育行动,而且来自于对教育行动客观真相的不知。
王岚:
先理清这句话的逻辑关系。“权利关系不仅源于教育行动”可以理解为教育行动导致了权利关系的产生;“而且来自于对教育行动客观真相的不知”可以理解为由于对教育行动客观真相处于一种无知状态,这也导致了权利关系的产生。我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行动作为一种反映和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活动,与当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关,是由当时代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就是由当时代统治阶级的权力所决定(这是我所理解的教育行动的客观真相)。也就是说,权力(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关系,进而决定了权利关系。
鲁自玲:
第四个讨论,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相关的理论,吉登斯提出了“脱域”相关的理论,那么二者有什么联系呢?女性是否可以通过“脱域”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丁蓓蕾:
我觉得这两个理论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强调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场域”组成的,比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这些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人的行动在这些场域中才有意义,因为不同场域有不同的制约规则,行动者在场域之中受到了相应的约束和限制。吉登斯的脱域理论则主要关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如何从局部的互动情境中提取出来,并且注重时间-空间跨度上的建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和个人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追求更自由的生活和发展。所以我认为两个理论都是从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行动来进行剖析的,也都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深入分析。
赵珂:
可是我感觉这两个理论并没有什么关系,场域理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它是一个小场所,可能是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可能每一个场所中会存在冲突,是一种冲突的社会空间。但是脱域是吉登斯论述现代性动力机制之一,时间分离会使得使得社会关系发生剧变,脱域是现代的社会关系不再向传统那般受到地域性的制约,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一个人在当地的情境中工作,为当地市场生产,他和市场都嵌入当地区域内,但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这种生产就会越来越脱离于当地区域,在时空中被重组,映射到更大的过程中,所以并不没什么联系。至于女性是否可以通过“脱域”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脱域主要是指现代社会由传统社会信任血缘、地缘性社区转向个人、专家系统,涉及的是亲密关系的变革与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女性地位的提高可能也没有多大关系。
王岚:
我觉得这是两个维度的概念。“场域”这个概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它更多的指的是一种类似于原子化的概念空间,是一个个能量场,社会关系中存在很多的场域空间,比如有音乐场域、美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等,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空间中都有很多的场域;“脱域”更多指的是社会空间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反映的是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鲁自玲:
第四个讨论,象征暴力的支配与韦伯的支配有什么区别?
王岚:
我认为韦伯的四种支配类型是一种理想类型,是从一种更加宏观的角度出发,从合法性角度反映不同社会形态之下权力的运作方式;象征暴力从一种更加微观的视角出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
赵珂:
是的,这种象征暴力是无形之中,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细小微观方面,所以说是最经济的支配方式,而韦伯讲的支配是一种国家统治,更是一种偏向宏观方面,而且也是一种权威,支配类型分为传统型、卡里斯马型和法理型,这种支配从神圣信仰到个人再到法律,是一种越来越理性化的过程。
鲁自玲:
大家都就上述杜楠楠同学提出的小讨论都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都讲的很好,通过彼此间的讨论也让我们对布迪厄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那本次论坛就到此圆满结束!(鼓掌)
知行读书论坛2023级研究生第七期
2024.3.28
主讲人:丁蓓蕾
主持人:梁淑怡
评议人:赵珂、杜楠楠
参与者: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书目:《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自反性现代化》
梁淑怡:
欢迎大家来到第七期知行读书论坛,接下来先由丁蓓蕾同学主讲本期内容。
丁蓓蕾:
现代性的多维视角:后果、自我认同和自反性
一、后果
(一)现代性断裂
毫无疑问,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例如,在部落社会向农业国家过渡的转折点上,就有这种情况了,吉登斯想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特殊断裂,这种特殊的断裂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制度、文化和社会方式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时空体验,从而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吉登斯既强调了现代性断裂的普遍性也揭示了其深刻性,他认为这种断裂并不只是一种局部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变,而这一转型常常带有断裂的特点。同样,现代性的断裂也并不只是表象上的改变,它已经渗入到了整个社会的核心,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在此过程中,人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孤独与不确定感。
(二)信任与风险的新型关系
信任在现代社会不仅是维持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基础,更是社会有序运转的润滑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专家系统和法律制度等抽象系统的兴起,人们对信任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极大地扩大了信任的范围,使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复杂的环境下与他人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但同时,这一新的信任机制也引入了新的风险。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信任与风险的平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抽象的原则逐渐成为信任机制的基石时,人们对非个性化的、普遍的信任规则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不过,这一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风险的担心。由于信任已不是单纯建立在个人或是群体基础上,个人与组织在面对决定时通常会冒较高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信任和风险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使其发挥现代性的优点,规避其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当代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综上,对于在现代性中面临的挑战,需要对信任机制进行重新思考和构建,加强对风险的管理和防范,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探索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信任与风险的关系,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的信任和风险。
二、自我认同
个体的自我认同吉登斯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个人的经历、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改变而不断地进行调整与重构。个体的自我认同是多元化的,由于我们个人经历、价值观念、信念等因素的不同,我们的自我身份也就呈现出独特的特征。个体的自我认同需要与社会认同相协调。虽然个体的自我认同具有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在社会中得到承认和接受。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背景下,想要构建积极的自我认同,需要确立具体的、积极的个人与职业目标,投入到自己有兴趣的活动与领域中去,发展自己的潜能与能力,建立起深厚的关系,重视并庆贺自己的成绩,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语言与交流方法,学习迎接挑战与困境,积极地参加社团与社会活动,并寻求专业的支援。只有这样,个人才能逐步建立起积极的、健康的自我认同,才能更好的面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三、自反性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会越来越表现出了过分的理性化、技术化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过分依靠科技与理性,而忽略了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与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这种过分的理性化、技术性的现代化,造成了社会结构僵化,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首先,过分理性化、技术化的现代性只是一种片面的、单一的现代化范式,而忽略了人的多元与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性的根基进行再思考,而不局限于单纯的理性与技术分析,而是要对当代社会进行多维的认识与塑造。同时也要强调了对自身进行反省与批判的重要意义,只有对自己进行持续地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才能发现并修正过分的合理化与技术化的问题。通过对自身的反省与批评,我们才能看到现代性的局限与缺陷,才能促进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评议:
赵珂:
我最近也在看有关现代性的书目,包括《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以及其他作者对现代性的介绍的相关书目,我主要对这我读过的这两本书目展开评议:
首先就是丁蓓蕾论述的结构和介绍的一些基本概念都非常清晰,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从后果、自我认同和自反性三种维度来介绍现代性,也是符合吉登斯指出认识现代性需要有多维的视角,同样这三个关键词也是这三本书的主要内容。
其次,就是关于一些补充,就是我在做现代性相关总结的时候,注意到主要有两点,一是现代性的后果,对于现代性的断裂这一点,我觉得断裂并不一定算是现代性的后果,因为吉登斯在把断裂视为研究现代性的开端,以此来研究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产生断裂,是因为时空分离,进而导致脱域,再讲脱域的两种机制,一是专家、另一个是象征符号,然后又有了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进而去说明现代性的基石是信任,从而去论述现代性后果之一是亲密关系的转型以及风险方式和识别的变革。二是自我认同。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现代性后果之一,可以说是微观层面的,就是自我认同越发向内用力,不仅波及到社会层面也波及到自身,进而导致四种自我认同的两重困境。
杜楠楠:
我对两位同学的观点进行一个补充。
首先我想简单描述一下现代性为何与自我认同有关。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安东尼·吉登斯探讨了现代性与个人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性的特点,如全球化趋势、制度反身性以及日常生活的转型,影响了个人行为和自我认同的形成。现代性影响了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对现代性的反映。在现代性环境下,个人更倾向于通过反思和选择来构建自己的自我认同,而不是仅仅受到传统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反思性自我认同的方向首先是向内的,然后才向外,与传统社会中首先向外然后向内的自我认同方向形成对比。
第二,我想论述一下结构以及结构二重性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们在读吉登斯的著作之中,总是会看到这些词的出现。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中,吉登斯提到“结构”这一术语,他指出“结构是指生产的规则和资源系统”。结构不仅指社会关系的静态组织,而且包括了社会实践的规则和资源系统。结构具有二重性,既是社会行动的媒介,也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结构既限制了人们的行为,又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生产的规则和资源系统”指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得到遵循的规则,以及社会实践所依赖的物质和符号资源。规则包括法律、规范、习俗等,而资源则包括物质资源(如资本、土地)和符号资源(如语言、文化、知识等),这些规则和资源系统是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
那我们现代生活中提到的“结构”又与吉登斯的“结构”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现代生活中“结构”一词通常指的是组织的排列组成方式,是一种组织或系统内部的框架和关系。例如,我们谈论一个公司的组织结构,指的是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和层级安排。这与吉登斯的结构概念相比,更侧重于静态的组织框架,而不是动态的社会实践和规则。
结构化是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及个体行动所做出的改变。结构性是指某一物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是社会结构的特点和性质。例如结构如何影响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实如何反过来影响结构。
自由讨论:
鲍姣姣: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到的本体性安全与我们常说的安全感有什么区别吗?
杜楠楠:
我认为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是指个体对于自我存在的确认和对于周围世界的信任,在心理上对自我认同的感受,关系到个体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一种深层次的、关于自我与世界如何相互关联的内在感受。日常的安全感则更多指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物理安全和心理舒适的感觉以及对当前环境的反应,比如是否会受到伤害的担忧,或是对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感,与我们的具体经历和周围环境相关。
赵珂:
但是对于吉登斯讲的本体性安全,应该是对于自我认知和社会行动所在的物质环境一种信任,是两个角度,一是对于自身,二是对于外在环境,如果说从这方面区分和安全感没有多大区别。
丁蓓蕾:
是的,我同意赵珂同学的观点,就比如吉登斯说的,我们会基于医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去给予信任,并转而认为是安全的。
杜楠楠:
吉登斯提出结构的生产的规则和资源系统是不断在生产的,其中提到了小部分关于“再生产”的相关内容,那我们同样也知道再生产是布迪厄一直所强调的内容,吉登斯再生产与布迪厄再生产的关系或区别是什么呢?
梁淑怡:
吉登斯的再生产和布迪厄的再生产有密切关系,布迪厄的再生产是继承人对被继承者的金钱、权力和地位的继承,吉登斯和布迪厄的再生产都包括了对上一代资源的继承。
丁蓓蕾:
我认为吉登斯和布迪厄在生产实践理论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是他的理论框架,第二个是他的关注角度。吉登斯他更加关注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这两个层面,而布迪厄主要关注的是场域和惯习的概念。他们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吉登斯可能更加注重个体在社会系统的位置和作用,以及个体行动与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布迪厄的话,会更加关注社会不平等如何是被产生的。
从理论框架和关注点角度出发,我认为布迪厄的理论会更加倾向于场域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比如以教育体系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来进行分析,布迪厄会认为教育体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域,他会存在着比如说不同学校,不同班级或者是不同学术领域这些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所受到不同权利关系的制约出发进行分析。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他们的关系也会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呢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在教育体系中的一个表现和成就,所以这个社会不平等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体现出来。但是吉登斯他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注重实践的意识作用。他可能会强调个体在教育体系中的主动性和反思性,然后会认为学生并不是简单的被惯形所驱动,他们会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去反思自己的目标。
杜楠楠:
吉登斯提到了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有什么区别?
丁蓓蕾:
我认为现代性它主要是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特征,他关注的是社会它所具有的一些共性和普遍性。而现代化的话,我认为它是一种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农业的发展,从刚刚开始的部落社会使用的石器,那些简单的刀具,到现在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操控这样的过程。
赵珂:
现代性和现代化,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在他们各自的书中有明确介绍,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从四个维度介绍;哈贝马斯说现代化会涉及一系列过程,比如资本的积累、劳动率的提高、政治权力的集中等。
梁淑怡:
韦伯讲过中国人不诚实,那么韦伯的诚实和吉登斯的信任有什么区别呢?
赵珂:
我觉得吉登斯所说的信任是一种侧向于专家知识和象征体系的信任,就比如说我生病,我去医院,是因为我信任这种医学知识,相信这种医学知识是能够治疗我的,而不诚实可能是一种个人品质。
单影:
现代性的后果中的后果一词给人一种带有贬义情感色彩,书中也讲到很多关于现代性的风险、断裂等,但又说现代性的理解是多维度的,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现代性?
刘娜:
吉登斯与马克思、涂尔干以及韦伯对于现代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裂根性的根本,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是正确的和美好的,涂尔干对现代性给予非常积极的态度,认为通过社会分工和个人的道德主义,社会会是一个美好的状态,而韦伯则比较悲观,认为社会的进步需要通过严格的官僚主义,从而抑制了个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对社会和人会产生副作用。
鲍姣姣:
吉登斯是在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概念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吉登斯看来,古典现代性理论都普遍存在化约论的倾向,即无论是资本主义范式、工业主义范式还是理性化范式,都是从单一维度方面分析社会变迁。他在总结古典三大家的基础上,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并且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互相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现代性制度的加速发展与扩张。
单影: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什么认同呢?这个自我认同与现代性又什么联系呢?
赵珂:
自我认同和现代性应该是一种双向的关系,自我认同一方面被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另一方面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自我认同的关键条件在于反思的、有组织的生活规划,而现代性的动力之一在于反思性知识,这种知识外化为专家系统,人们在信任知识,产生一种本体性安全,但同时风险的存在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也产生了一种本体性焦虑,就会导致一种生活的极端不确定性,现代性的反思性已经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人们越来越反思自身,怀疑自身。
鲁自玲:
我感觉现代性的发展对自我认同是一种挑战。现代性背景下 ,社会变化发展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全球化,工业化 城市化对人的冲击也更大,个人在社会中会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文化冲突等问题,从而在个人情感和认知上会迷茫困惑,这对与自我认同来说是危机。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双面性的,现代性在对自我认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挑战和拓展自我提供了机会,这为自我认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梁淑怡:
本期读书论坛大家积极讨论,并发表个人观点,本期读书论坛完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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